CRAC-HCF2021：国内外专家剖析塑料可持续管理的挑战和解决方案

11月10日，由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及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全球化学品法规年度峰会暨赫尔辛基化学品论坛亚洲会议（CRAC-HCF 2021）持续进行！

论坛第3天聚焦话题“塑料可持续管理与可再生能源”，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能源和气候处负责人Mark Radka先生作为主导人，邀请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科学家Andrea Hinwood博士、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蒋南青博士以及循环经济专家John Duncan先生，多角度、多层次地分享塑料处理的现状和前沿研究，并共同探讨焚烧转制能源的实施条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话题大纲

• 塑料焚烧回收是否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如果可以，需要什么条件，又有什么法规和监督措施？

• 垃圾转制能源过程中，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

• 在未来，哪些垃圾处理举措更为高效？

废物管理：3R是重中之重

Mark Radka 先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Mark 先生在讨论中指出：“目前必须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监管环境，并且要以3R作为重中之重，即塑料源头减量、重复利用、回收利用，接着才是其他回收利用方法。”

在满足系列要求的情况下，垃圾焚烧是一种选择，但并不是首选方案，只能说这种方法可能可取。UNEP已与合作伙伴合作制订了垃圾焚烧指南，确立了一些在考虑采用垃圾转制能源方案时需要满足的强制性标准。

Mark先生还指出：3R，即源头减量、重复利用和回收利用是废物管理的核心，在此基础上还要兼顾第4个R（对循环性和城市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增加的现状进行核实）。

可以采用源头减量方法并思考3R是否可以降低城市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总体而言，所有的废弃物处理技术都需要与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结合长期监测和维护。

垃圾焚烧转制在实践和法规层面之间的关联

Andrea Hinwood博士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首先考虑到垃圾处理方法的层次优先性，然后再看在适当情况下，可进行能源回收的垃圾焚烧方法是否确实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的做法十分重要。”

可生物降解塑料含有的添加剂在燃烧时会形成有毒的化学物质，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因此，对焚烧过程细节上的把控和持续性的监测显得尤为重要。

Andrea博士详细还介绍了垃圾焚烧转制在实践和法规层面存在的问题，如源头的分离和污染、废物的运输和储存等，以及焚烧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垃圾本身、海洋塑料等。

目前，垃圾焚烧转制还存在大量待讨论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新的绿色产品的开发利用。

总体而言，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会导致其他的环境问题，这对监管部门来说是个挑战。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

废塑料在中国的减量、替代及其能源循环再利用

 蒋南青博士｜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

“国家正在制定统一的回收标准，以提高可追溯性和可衡量性，从而实现循环，并要以减少塑料垃圾和垃圾填埋量作为主要目标。”

蒋南青博士简要介绍了中国城市固体废物中的塑料垃圾问题、现状以及处理方法，并指出做好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当前，中国提出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对此，国家已经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并将持续开展深入的研究，为回收行业开发更多的碳减排项目，回收行业可以从碳市场的碳利润中获得更多的碳资本，从而让其顺利应对气候变化。

由于大多数企业都属于中小企业，要想从碳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投资和利益，现在就是他们发展壮大的绝佳机会。

目前国家的主要趋势是会制定统一的回收标准，鼓励消费者参与回收体系中来，以提高可追溯性和可衡量性，从而实现循环经济。当然，主要目标还是减少塑料垃圾和垃圾填埋量。

废弃物转制能源：我们是否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John Ducan先生 | 循环经济专家

“任何塑料最终都不应该进入大自然，我们只是希望在使用可生物降解塑料的地方配备相应的基础设施对它进行管控，即收集、分拣和堆肥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只有极少地方拥有这种可用于管理可堆肥塑料的基础设施。”

John先生列举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就这些目标细致地讲解垃圾转制能源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与此同时，他还提到，当前的可降解生物塑料还存在相应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重点是建立有机废物管理系统，以减少排放和减少城市废物流中可以回收部分的污染。

John先生认为，减量和再利用、投资能减少塑料的系统、关注上游工作、投资方向的转变等才是最有效的应对措施。总体而言，我们需要的是一次系统变革，需要改变我们在系统中优先考虑的因素。

塑料可持续管理与可再生能源 部分精彩对话

Mark Radka先生：Andrea，你大致讲了一些实现废物转能源技术操作的监管因素，那么你认为政府监管机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Andrea Hinwood博士：显然我们面临很多挑战，但在对这些设施进行审批的过程中，你需要知道标准是什么，确保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缺乏一套相关标准，比如怎么判断废物转制是可以接受的。我想，监管层面基准参数的设置很重要。那么设置哪些参数的基准值呢？ 我们可以对常见的空气污染物设置基准值，比如对灰分中的金属含量设置基准值。但同时，我们还要问，根据你的监测方法，你是否真的能够获得有关其中一些释放物和排放物产生的环境健康或生态影响的实时信息？ 毕竟，传达信息和信息获取是有挑战的，你需要确保工厂是在善意的环保意图下运行的。

我们可以对常见的空气污染物设置基准值，比如，我们可能对灰分中的金属含量设置基准值。但是，如果涉及从烟囱中排放出的一些毒性更强的成分，我认为这会是一项巨大的监管挑战，并且由于我们实际采用的监管体系不尽相同，这将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

Mark Radka先生：南青，你提到中国的垃圾转制能源技术的发展趋势正在阻碍塑料的回收利用。垃圾转制能源技术的采用正在增长，你认为这种技术一直在阻碍回收能力吗？你认为在中国是否存在某种负面激励或抑制因素？

第二个问题，中国禁止进口塑料垃圾的决定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什么影响？

蒋南青博士：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禁令实施前，回收行业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些进口废塑料。处理它们的成本较低，这与价值链有着直接联系，然后经过回收应用在廉价产品中，并从中赚取利润。可见，之前中国的回收行业并没有参与垃圾处理过程。而禁令实施后，回收行业为了寻找废塑料供应源，必须关注国内市场，他们必须参与进来，低价值材料也逐步成为回收行业的供应源，这就增加了回收成本，中国的回收系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之中，垃圾分类体系的建立尤其重要。但垃圾焚烧是另一回事。它已经参与到回收过程中来，且它的主要利润不是来自发电，而是政府补贴。所以当它们进行垃圾分类时，垃圾的数量会减少，这在中国有点冲突。要么多给点补贴，要么进一步减少垃圾，但将来垃圾减少到一定程度，这些设施也就没有用了。

Mark Radka先生：John，欧洲最近采取行动提升回收率，政府撤回对废物转能源技术的支持，你认为这会妨碍现有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吗，可能会有经营者比较抗拒从而阻碍回收的吗？你是否发现行业内出现一股对抗力量，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John Ducan先生：我认为肯定会有抗拒。我认为挑战通常在于技术公司，那些正在建造此类废物转能源设施的公司，显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转而从事其他业务。通常我们看到的是，面临废物管理挑战的国家正在越多越多地采用这种技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的市况疲软，正在寻找某种快速解决办法，但我想我们已经强调过为什么这场游戏中没有快速解决办法。此外，有了这些技术公司，就需要找到新的市场，让它们的产品有市场可销，它们现在开始关注城市垃圾负荷不断增加的发展中国家。

也确实如此，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它们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市场已经很难找到它们技术的购买力，而它们曾经在这些市场中得心应手。这还不是全部，我想还有很多地方仍然将垃圾转制能源和焚烧技术视作一项关键的解决方案，例如英格兰，尽管存在很多阻力，而且这项技术对于实现它们的气候目标也没有什么帮助。因此，我想这与你们所讲的那些希望继续生产塑料的化石燃料和油气企业面临的矛盾是一样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从气候角度和塑料污染角度看，我们需要不涉及挖掘更多化石燃料的循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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